我登上了“蒙特雷號”,當它從港口駛出時。我不禁為中國祈禱。我為中國奉獻了兩年的時間,當中國還在為生存而奮斗的時候,我因為自己乘坐這艘豪華游輪離開而感到難過。
1940年11月3日晚上,被戰(zhàn)爭陰云籠罩的上海鬧市區(qū),霓虹依然閃爍,開往美國曼徹斯特的“蒙特雷號”輪船上,23歲的美國青年索萬喜,向它望了最后一眼,忍不住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返身坐進船艙,打開日記本,拿起筆,寫下他在中國兩年來的最后一篇日記。
在戰(zhàn)火紛飛的中國抗戰(zhàn)時期,一個美國青年,中斷學業(yè),毅然決然地來到中國,從1938年8月至1940年10月的兩年間,對日軍暴行造成的難民進行了四次無私馳援。為籌集和運送資金,運用各種交通工具或徒步行走,在淪陷區(qū)顛簸過十多個省市的上百個村莊,還在救援中不幸感染斑疹傷寒,差一點丟掉性命,歷經(jīng)的艱難,可謂九死一生。
馳援中,索萬喜以日記、書信以及攝影作品的形式,對中國抗日、尤其山西太行山區(qū)在日軍鐵蹄蹂躪下民眾的艱難生存狀態(tài)、生產(chǎn)生活環(huán)境、交通地理條件、衛(wèi)生狀況以及區(qū)域劃分、風土民俗等方面都有客觀真實的記錄,從中可見中國人民的戰(zhàn)爭狀態(tài)和民族精神風貌,所有這些構成了《索萬喜日記》的主要內(nèi)容。全書一共390篇(包括信件、總結等),22萬余字。索萬喜生前好友、日記提供者王晉保對其進行了編輯、整理,按馳援過程分為“用游擊戰(zhàn)術發(fā)放救濟”“第二次馳援”“準備第四次馳援”“西安插曲”“黃河之行”“斑疹傷寒”等12個章節(jié),力求以原貌呈現(xiàn)給讀者。
北京星河基金會理事長劉廷儒到美國芝加哥附近的埃爾金小城友愛會總部拜訪,檔案室主任科斯特萊威熱情地接待了他。
神奇的緣分穿越國界,穿越時空。2016年,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劉廷儒理事長到美國拜訪索萬喜的好朋友王晉保。王晉保一句“明天我給你們做‘扁食’”(指餃子,太行山方言),讓來自太行山左權縣的劉廷儒產(chǎn)生他鄉(xiāng)遇故知之感。他從王晉保手里拿到其編輯、注釋的《索萬喜日記》英文打印稿,只粗粗瀏覽了一遍,便被索萬喜的精神所深深打動,覺得王晉保、索萬喜都像是久別重逢的“太行山兄弟”,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就想一定要為他們做點什么。
劉紅慶給《索萬喜日記》序言作者、共和國友誼勛章獲得者伊莎白的兒子柯馬凱介紹《洋樓往事從頭說》和鄉(xiāng)土文化紀錄片《洋樓》
當年,我打開《索萬喜日記》英文打印稿和劉廷儒理事長從友愛會總部帶回的相關資料,為劉紅慶所著“星河鄉(xiāng)土文庫”《洋樓往事說從頭》涉及到的內(nèi)容進行選譯。劉紅慶著手聯(lián)系《索萬喜日記》一書的出版事宜。2022年1月,劉紅慶猝然離去,放下了他所熱愛的一切。3月,劉廷儒安排我翻譯《索萬喜日記》里照片的說明文字。日記中穿插有二百多張索萬喜拍攝的照片和有關書信、資料等珍貴圖片,我再次隨著索萬喜的日記和照片回到歷史上的中國,慶幸我們能為這位朋友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2024年底,由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資助的“一個美國青年在中國抗日游擊區(qū)的見聞”《索萬喜日記(1938—1940)》(下稱《索萬喜日記》)一書,歷時八年,終于出版。
拿到書后,再一次通讀日記,日記中穿插的二百多張圖片,本應穿越時空的塵埃,以更直觀的影像出現(xiàn)在讀者面前,可惜最終面世的僅僅25張。好在日記是完整的,讀著,讀著,索萬喜再一次真實鮮活地站在我的面前——
一、抉擇:人道主義精神,穿透黑暗的一束光
這個美國青年,就是索萬喜(Howard Edward Sollenberger)。索萬喜,是他自己喜歡的中文名字,根據(jù)音譯,他在中國友人的口中、筆下還有“豪爾”“霍華德”“索力”“蘇倫白”“馬丁·荷穆爾”等不同稱呼。
1919年8月,索萬喜隨傳教士父母奧利弗·克拉克(Oliver Clark)和黑茲爾(Hazei)漂洋過海,來到山西平定,那時他只有2歲。此前的1908年,一群美國傳教士來到太行山區(qū)的平定、遼縣(今左權縣)等地,創(chuàng)辦新式學校、西式醫(yī)院,讓這里的人們眼界大開。
奧利弗·克拉克夫婦在平定工作十年后,于1929年,帶著12歲的索萬喜來到遼縣(美國人稱“遼州教區(qū)”。從他們的活動范圍看,的確稱“遼州”更合適)。從12歲到19歲的8年當中,除了在通州潞河中學讀書的時間,索萬喜都生活在遼縣。他說一口略帶京味的太行山方言,喜歡上山打獵,幾乎走遍附近的所有大山。他的好朋友王晉保(Joe Wampler),是傳教士王普霖(Ernest M. Wamplers)的長子,1933年出生在山西,和索萬喜自幼相識,終身保持著良好的友誼。
早期到中國傳教的友愛會的女院長們。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索萬喜的祖母蕾貝卡·索倫伯格。這張照片是在年會上拍的,反應出早期友愛會嚴格的著裝規(guī)范。
索萬喜于1936年回到美國讀大學,1937年全面爆發(fā)的中日戰(zhàn)爭,使古老的中華大地進入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時期。
1938年4月4日,日軍調(diào)動10個聯(lián)隊的兵力,兵分九路,大舉圍攻晉東南地區(qū)的八路軍。4月14日,遼縣城被攻陷,在慘無人道的狂轟亂炸后,整座小城硝煙彌漫,滿目瘡痍,逃難至此的王普霖悲憤不已。在此前不久,2月19日沁縣慘遭6架日本重型轟炸機空襲,一枚炸彈炸毀了“遼州教區(qū)”負責友愛會整體工作的王普霖的家。幸運的是他們一家只是被埋在了土里。這年,王晉保僅5歲。王普霖不得已帶著妻兒搬入遼縣一座幸存的美式住宅。不斷蔓延的戰(zhàn)火,使王普霖一家成了遼縣當時僅剩的外國人。
(上)從沁州到武鄉(xiāng)的大車。這張照片中,王普霖夫婦站在推車后面,王晉保(左)和王晉德(右)坐在推車上。 (下)伊麗莎白·王普霖和兒子王晉德騎著毛驢從武鄉(xiāng)到遼州。雖然友愛會在戰(zhàn)爭期間的傳教旅途中經(jīng)常使用美國國旗,但索萬喜的小分隊很少使用國旗。
在王普霖的安排下,友愛會醫(yī)院和育賢學校停止一切正常的工作和教學,轉(zhuǎn)為接收難民的救濟營。盡管他們不遺余力地進行了收留救助,仍然有太多的人流離失所,逃避在周圍的大山里。一首遼州小調(diào)《逃難》在難民間傳唱著:
丟了我的家呀丟了我的地
丟了我的親戚朋友逃難出去
逃難逃在外呀娃娃抱在懷
哭了一聲好苦凍死俺的孩
男人擔一擔呀女人呀掂一籃
逃難逃在那外邊你看難不難
烽火馳援!王普霖毅然作出決定。5月13日,他致函美國伊利諾伊州埃爾金友愛會總部,希望緊急派更多的救濟工作者來華,幫助給逃往遼縣附近山里的難民發(fā)放救濟。王普霖在信中寫道:“如果可能的話,派一個 “good red blood”(富有熱情的人)來幫忙開展救濟吧!”
身體條件再好,只能決定奔跑的速度,而執(zhí)著堅定的信念,讓人知道奔跑的方向。其時,21歲的索萬喜在遠離戰(zhàn)火的美國曼徹斯特大學讀書。受父親奧利弗·克拉克“和平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一家遵循著“關注人、關注教育、關注健康和家庭” 的社會福音派教義,繼承著“友愛”的信條。在他們眼里,每個人都親如兄弟,“無論他們是居住在宮殿還是居住在茅舍,無論他們的膚色是深還是淺”(1940.11.2),只要心中有愛,有正義,就能跨越國界,共同守護這個世界的和平與安寧。
索萬喜出于良心拒服兵役,曾被罵作“膽小鬼”。而當他聽說自己曾經(jīng)的樂園正遭受著生靈涂炭的災難時,熱血上涌。這個身強體健的“good red blood” 毅然中斷學業(yè),在大量外籍人士選擇撤離中國的時候,果斷選擇隨父重返戰(zhàn)火中的太行山,援救危難中的人們。他希望用自己的勇氣與仁心,在戰(zhàn)火中筑起一座生命的方舟,為無數(shù)瀕臨絕望的人們帶來生的希望。這種對生命無比尊重和同情而進行的抉擇,在戰(zhàn)爭的黑暗中顯得格外珍貴,是穿透黑暗的一束光。
1938年8月20日,索萬喜和父親奧利弗·克拉克從西雅圖啟程,經(jīng)過24天的漫長旅程,于9月14日到達北平。進入中國,索萬喜發(fā)現(xiàn)最難辦的一件事是防止和抑制憤恨的增長。他從北平一下車,就看到一塊慢了一個小時的懷表,被一個日軍衛(wèi)兵砸碎在人行道上,他的血壓一下子“上升到200”。因為“大東亞共榮”的一部分是讓中國人使用日本時間,“如果中國人拒絕合作,足夠幸運的話只是失去他們的計時器”。
3 月 28 日,護士科爾達·韋茨和索萬喜開始了他們長途跋涉80 英里到平定的行程。左邊是索萬喜、伊麗莎白·王普霖和她的兩個兒子,右邊是安娜·侯其蓀。另兩名中國人身份不明。背景墻上畫著共產(chǎn)黨的口號。
為了保證馳援的順利進行,奧利弗·克拉克從北平先行到達平定,安排兒子索萬喜到遼縣的行程。他們準備的援助物資需要由兩匹騾子和八頭驢馱運(牲口很難搞到),為避開隨時可能出現(xiàn)的襲擊,索萬喜不能走大路,花了四天時間才到遼縣。索萬喜騎著一輛英產(chǎn)巴頓·亨伯牌二手自行車,帶著一臺小型照相機,穿行在太行山蜿蜒崎嶇的山路上,絕對是那一時期的一道靚麗風景。這時的索萬喜還遠沒有真正意識到自己此行的艱難與危險。1938年10月15日,索萬喜作為友愛會專門的救濟管理者到達牽掛已久的遼縣,開始為期兩年對難民的烽火馳援。就在這一天,索萬喜打開日記本,寫下他馳援兩年的第一篇日記。
二、“good red blood”:烽火馳援,在廢墟中開辟出一片希望的綠洲
這時的遼縣周邊山區(qū),風云激蕩,有四支中國軍隊在抵抗著日軍的侵略。一支是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八路軍129師,司令部駐扎在遼縣西河頭村;其余三支是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晉綏軍第二師、河北民軍。因此,索萬喜要在中國北方展開援助工作,要接受各方審查,還需要有多種通行證。比如除了“華北日軍參謀長簽署的軍事通行證”外,還必須拿到八路軍和國民政府的通行證。
1939 年 8 月 8 日在遼縣附近的臨時山區(qū)指揮部。照片可能是田先生拍的。左起:聶至豪、索萬喜、劉春榮、李先生
進入遼縣之前,索萬喜盡管已經(jīng)做好應對各種困難的思想準備,但還是有太多的始料未及,他嚴重低估了戰(zhàn)爭的摧毀性和救援的難度。他在接下來的日記中,記錄了更多已出離憤怒的悲慘景象:
所到之處,幾乎都成了戰(zhàn)場,到處都是彈片和炮彈,整座太行山臭得像個‘停尸房’。
在太行山,索萬喜親眼目睹和經(jīng)歷著他視為“兄弟”的太行鄉(xiāng)人的苦難,他無法不克服一切困難竭盡全力進行救助,他在日記中寫道:“中國遭受的苦難,使得中國的事業(yè)也成為我的事業(yè)。”在電影《魔山》中有這樣一句臺詞:“人只要在這里一個地方生活過一次,就會稱它為‘故鄉(xiāng)’。” 所以,索萬喜和幾乎所有抗戰(zhàn)時期來華援助的國際友人不同,他曾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十幾年,他了解這片土地,了解這里的人們,會講當?shù)氐恼Z言,他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外國人。
在教會醫(yī)院外等候的遼縣難民。左邊向鏡頭走來的男人剛剛收到一些現(xiàn)金。
索萬喜一到遼縣即展開援救工作,他提出利用教堂鐘聲作為防空警報的辦法,并把人們集中起來進行應對空襲的練習,獲得縣政府同意。他冒著槍林彈雨尋訪并統(tǒng)計散落在太行山里的難民數(shù)量,將從美國慈善機構獲得的糧食、美元等錢物,通過自己的聰明才智,變換不同方式送到最需要接濟的難民手里,并盡可能讓這些支援利用到最大化。
索萬喜站在被蹂躪的中國人的立場上,他知道自己的行動不被日軍所容忍,必須與日軍周旋得當才能安全。他于是集結了四個當?shù)厝撕退黄疬M行救助,他驕傲地稱呼自己的隊伍是“沖鋒陷陣五壯士”“微型游擊隊”。這其中有從遼縣育賢學校走出去的第一個大學生聶至豪(聶志豪),有他在通州潞河中學的學弟、帥氣精干的在讀學生劉春榮。
1940 年 4 月,路易·惠特克、索萬喜和聶至豪在山西東南部。
“壯士們”各自背著自己的鋪蓋卷,遵循“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游擊戰(zhàn)術,一頭溫順的毛驢與“五壯士”一起“沖鋒陷陣”。他們“游擊”到了和順縣喂馬村,這里的抗日組織告訴索萬喜:大約有三萬無家可歸者躲藏在周邊山里。他所在的松煙鎮(zhèn)被轟炸了兩次,大量的難民涌進山里。7名工作人員花了整個下午和晚上剛登記完附近數(shù)百名難民,又有大約170名難民涌來。
他們每天吃著干玉米餅和小米湯,調(diào)查登記躲藏的難民。在救助的時候,索萬喜有時不得不憑借僅有的一點醫(yī)療常識,充當醫(yī)生。為了解除一個12歲孩子的病痛,在其父親哀求下,他第一次拿起用自己剃須刀充當?shù)氖中g刀。手術成功了,他信心大增,后來一天當中曾為32位患者做過治療。
在醫(yī)院門廊給難民分發(fā)現(xiàn)金,維爾瑪·奧博負責算錢,索萬喜的父親索倫伯格在旁邊看著,右邊是聶至豪先生。
1939年7月5日,遼縣城第三次淪陷,索萬喜時在和順縣青城救援。他痛惜地感嘆自己也成了一名無家可歸的難民,想立即飛回遼縣,查看那里的局勢到底如何?墒,這里的有些人一無所有,他于是留下800元,以用來給最困難的人買食物。
遼縣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父親給索萬喜寫信說:物資與糧食無法進來,除了留有夠自己兩個月吃的東西,已經(jīng)沒有小米用來救濟了,煤炭也僅夠一兩個月的,他希望更多的人在山里找一個山洞住下來,種一些蕎麥、糯小米和菜梗,那樣他們冬天就有東西可以吃了。并隨信寄了1000元來給他們用來救濟。
除了在食物救助上的艱難,索萬喜的人身也隨時遭受著難以預料的威脅。由于有間諜跟蹤,索萬喜過去六個月在中國的活動被日軍所完全掌握,他不可避免地上了日軍的“黑名單”,行動受到了極大限制。
位于千畝川的龍窯寺
回不去遼縣城的索萬喜,設法來到遼縣千畝川,在附近的一座寺廟里建了一個救助站幫助難民,他給父親寫信說:“我們都像蜜蜂一樣忙碌,我們要做的是迄今為止我所遇到的最難的工作。糧食幾乎買不到,人們靠野草、樹葉和漿果為生。大廟里現(xiàn)在住著160個人,在早上分發(fā)了7袋小米后,從桐峪買來的糧食已經(jīng)全部用完了。我明天或者后天要帶著大約30頭牲口出發(fā)去武鄉(xiāng)(尋找糧食)。”為弄到食物,索萬喜去了桐峪、黎城各一趟,武鄉(xiāng)兩趟。雖然”這違反了當?shù)赜捎诰o急狀態(tài)而頒布的戒嚴令和禁止將食物從一個縣運往另一個縣的軍令,但這是為難民覓到食物的唯一途徑”。有些被破壞得極為徹底的地方,需要靠“手工制作鍋碗”才能煮熟提供給他們的食物。
王普霖保存的《被日軍毀掉的劉家宅院》照片。原注說:劉世榮出生在一戶富裕人家,娶了劉金蘭。她在遼縣的女子道學院教書。剩下的就是他們曾經(jīng)美麗的家。1939年4月25日,劉世榮和夫人搬進了王普霖的家。劉世榮 1940年4月19日去世,而劉太太等七名遼縣基督徒1940年10月19日被日本人殺害。
賑災物資發(fā)放殆盡時,索萬喜要回北平籌措更多的善款和藥品。奔走中的他在火車上給女朋友寫信說:“我身上還有一萬美元現(xiàn)金。而黑色大手提箱里有十瓶一磅重的乙醚,它們將用來幫助一百多名躺在遼縣醫(yī)院的士兵,他們都負了傷。而醫(yī)院之外,在半徑約二十英里的區(qū)域內(nèi),還有一千四百多個這樣年輕的生命等待救援。”
沒有食物的難民與日俱增,救濟資金畢竟有限,能不能用錢生出錢來用于自救?因為戰(zhàn)亂,經(jīng)濟封鎖,太行山里物資匱乏,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布也不易得到。索萬喜發(fā)現(xiàn)山區(qū)并不缺少棉花,而農(nóng)村婦女又會織粗布,只是無力購買棉花。于是,他嘗試用“小額循環(huán)貸款基金”的方式,向能通過織布謀生的人提供5至15美元的貸款,賣掉粗布之后還錢。在山里,索萬喜第一次下鄉(xiāng)搞救援,就有大約400名婦女參與了這個項目。
糧食和資金得來不易,21歲的索萬喜想出來“合作社”的辦法。這是給那些有一點錢的難民們提供的,這個合作社只能經(jīng)營烤玉米面、面粉和小米的業(yè)務,但這里是該地區(qū)唯一能買到主糧的地方。“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還沒把小米運到這里就被‘搶‘’完了,玉米面還沒烤熟就賣沒了”。
這些辦法,既換得一些資金,還解決了許多人的困難,像多年前父親們?yōu)橘c災而修平遼公路一樣,不僅拯救了許多難民的生命,更為他們保留了尊嚴和希望,在災難與戰(zhàn)火的廢墟中開辟出了一片生命的綠洲。
馳援“壯士”們在喂馬村吃他們的小米午餐。村莊很小,飯是八路軍游擊隊提供的。左起:李成章、索萬喜、劉春榮、田雄才、連、聶至豪。
索萬喜他們馳援兩年,有“超過200個”被戰(zhàn)爭破壞的社區(qū)得到了救濟,隨機發(fā)放的糧食、現(xiàn)金總值至少合30000美元,有大約5萬人通過他所在的友愛會得到救助。有數(shù)字顯示,友愛會當時在遼縣建一所學;ㄙM了2500美元,建一座帶地下室的三層龐大洋樓的花費是6000美元。但索萬喜在一份報告中寫道:
這就像往干枯的大地上灑一杯水。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不能用分發(fā)物資的多少來衡量。友愛會愿意在破壞最嚴重的地區(qū)工作,是愛心和同情心的體現(xiàn)和范例。相比我們能夠給予人們的少量物質(zhì)幫助,這種工作發(fā)揮的啟示和鼓舞作用可能更大…
三、九死一生:面對戰(zhàn)爭的摧毀性,人文關懷及審美的憂傷
索萬喜有著良好的體質(zhì)、堅定的信念,還有著高雅、敏銳的審美情趣。他喜歡攝影,繪畫、戲劇、電影、音樂、文學、建筑等一切藝術。他關注中國的歷史文化,在北平房間的中堂掛傳統(tǒng)中國畫。馳援途中,在西安參觀西安碑林,買了一支中國長笛吹奏;她感嘆大雁塔很有藝術性,和鄉(xiāng)野融為一體;他因在上海觀看過電影《王寶釧》,到了西安就專門去看“王寶釧等待丈夫的窯洞”,在王寶釧挖了18年野菜的地方,他發(fā)現(xiàn)有兩個小孩正在附近做著同樣的事情,于是趣味盎然地給這兩個孩子拍了照片;他幾次爬上峨眉山頂,感知神性,沐浴佛光。膠卷珍貴,可是中國的風景太美了,他會忍不住拍攝一些風景……可是,這些對于索萬喜來說太奢侈了,都只是馳援途中一瞬間的心靈放飛,他得把絕大部分時間、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救援中去。
松煙鎮(zhèn)索萬喜的房間守衛(wèi)的士兵。
1939年6月30日至8月10日,索萬喜第三次馳援,主要活動在遼縣、和順、黎城、武鄉(xiāng)。1939年7月7日,紀念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兩周年的大會上,索萬喜上臺發(fā)言。他剛剛講完,縣長還站在講臺上,3架日本飛機就出現(xiàn)在視野中,由于疏散迅速才沒有造成傷亡,這只是索萬喜與死神擦肩而過的經(jīng)歷之一。有一次,索萬喜試圖找到在陽城南部山區(qū)避難的當?shù)鼐葷瘑T會時,被機槍掃射了三次,幾枚炮彈就在距他不足50英尺的地方爆炸,泥土和巖石濺了一身……
在救助中,索萬喜不幸感染斑疹傷寒,嚴重時竟失去意識。有一次當他醒來時,下半身麻痹,感覺不到自己的腿在哪里,覺得自己快死了。索萬喜“像塊抹布一樣支撐著坐了幾分鐘”,像留遺囑一樣,口述他死后如何處理籌集來的56000元(墨西哥元)現(xiàn)金,讓路易記下來。
抬著索萬喜和(身蓋白色被子的)路易的擔架隊前往澠池。
1939年11月1日至1940年9月11日,索萬喜進行的第四次馳援中,由于日軍對太行山區(qū)抗日根據(jù)地的封鎖嚴密,以及國共摩擦的加劇,他從北平出發(fā)后,不得不繞道南京、上海、天津、河南、陜西等地,克服重重困難才把物資運送到山西。
索萬喜在他北平的房間里。
1940年元旦,索萬喜耽擱在西安。他在一家中國餐館吃飯,看到一只超級好看的花瓶,“線條十分吸引人”。這與他在幾乎所有公共場所展示的日本士兵猥褻和強奸中國婦女、砍碎小孩、把人下油鍋等暴行的海報形成鮮明對比。索萬喜認為中國人懂得美,那些海報的做法“一點也不像我認識的中國人”。
去洛陽的卡車,F(xiàn)在我們知道索萬喜為什么上車晚了:他在拍照!
因為得不到通行證,索萬喜在西安耽擱了將近40天。萬幸閻錫山在審批申請時,有天突然意識到修建平遼公路時他宴請過索萬喜的父親,王晉保在注釋中有所說明,他把閻錫山描述為“習慣把勛章用安全別針別在制服上老狐貍”。
索萬喜和他的朋友們冒著生命危險,多次穿越不同軍隊甚至土匪的封鎖線,每次都無異于一次死里逃生。面對危險與苦難,索萬喜有著“非暴力哲學”式的樂觀精神。在遼縣桐峪,看到學生教農(nóng)民識字的過程,覺得很有“樂趣”;在陽城,他遇見遼縣教會醫(yī)院的醫(yī)學生尹光裕,他們換上農(nóng)民的衣服一起穿越封鎖線,索萬喜戲謔地把這種打補丁的衣服稱為“救生衣”。
陪同索萬喜進入八路軍駐地的尹光裕。
1940年4月15日,索萬喜終于像唐僧一樣,歷經(jīng)千難萬險,返回山西進入晉東南。在黎城、平順、壺關等縣,戰(zhàn)爭的慘象舉目可見。“到處是完全被燒毀的村莊、孤兒、寡婦、老人。有的人在悲劇發(fā)生后,便不再說一句話。”索萬喜見過一個19歲的男孩,“參加八路軍一年,殺的日本人用兩只手都數(shù)不過來。一次戰(zhàn)斗中,他被與戰(zhàn)友打散,孤身一人殺出一條血路,雖存活下來,卻患上嚴重的“戰(zhàn)爭恐懼癥”。此后,“他不想再被卷入任何戰(zhàn)爭,只想幫著父親種地。”
在垣曲縣城,他望著眼前“被轟炸過幾十次”的一片廢墟,“看上去像座鬼城”。而在他的記憶中,每年這個時候,山谷都很美:“河水在綠色的田野和開花的果樹間流淌,一層層山巒環(huán)繞著。”
把手推車裝在小渡船上,準備在無人區(qū)渡過黃河的一個洪水支流。
令索萬喜欣喜的是,在一處偏僻山谷,索萬喜竟真的看到了他描繪的美景:黃河岸邊的梯田上,春小麥返青,果樹開滿了紅、粉、白和黃色的花;還未耕種的紅棕色的土壤剛剛被翻動,更凸顯出其豐富的色彩;它們和古老村落中的小片土坯房、磚瓦房交織在一起,構成一幅美麗和諧的風情畫卷,沒人能把它們拆分開來。
“這個地方有點像天堂。但是,這樣美好的地方也會被戰(zhàn)爭摧毀。20架飛機一天來五次……” 索萬喜在日記中如是描述,憂傷之感襲來。
戰(zhàn)亂、土匪、洪水后的中牟。
美,與戰(zhàn)爭造成的摧毀形成強烈對比,戰(zhàn)爭中談美近乎殘酷。但在戰(zhàn)爭中依然審美,無疑可以讓灰暗灑落些許亮光,讓心情得到些許慰藉,讓生活看到些許希望,讓前行充滿些許信心和力量。索萬喜憑著年輕人的熱情和力量,用智慧、善意,尤其審美式的慰藉,試圖為自己和大家樹立起信心和希望。
四、馳援義舉:守望相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
索萬喜在太行山馳援的時候,傳來了日軍接連占領廣州、漢口等重要城市的消息。眼前的和遠方的日軍罪惡讓美國熱血青年索萬喜感到無比憤怒!曾不愿服兵役的他憤怒地寫道:“每當我眼前浮現(xiàn)出燃燒著的城市、流離失所的難民,我就恨不得立刻背起行囊,到炮火中去,和中國人一起受苦!恨不能立即參加中國軍隊,投入到戰(zhàn)斗中去!”但他也承認,從美國來中國路過日本時,做了短暫的停留。讓他明白“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這樣殘暴”。
第四次馳援,當索萬喜籌集到資金,終于出生入死穿過封鎖線重返遼縣的時候,卻不能回到近在二三十公里的他和父親在遼縣城的家。這期間,他和王家莊一位叫楊天培的布道者討論宗教和共產(chǎn)主義。他希望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他相信他們已經(jīng)播下一些能結出果實的種子。
麻田禮拜堂門口勞作的百姓
經(jīng)過多次艱難的聯(lián)絡和多日的盼望,在王家莊去往千畝川的半山腰上,索萬喜終于和從日軍占領的遼縣城趕來的父親相見了。父親帶來的卻是壞消息,“日本人知道你回來了,說這附近有一位年輕的美國人,他是‘大大地八路軍’” !
1940年6月,索萬喜因為被通緝,隨時有生命危險,友愛會不得不結束馳援,讓索萬喜返回美國。
索萬喜在太行山進行了四次馳援,大部分時間,他都是和朋友結伴行動,包括聶至豪、李文煥、路易、尹光裕等人,他在馳援中,除得到八路軍、國民黨軍隊一些高級將領及各地抗日軍民的幫助外,還得到過蔣珍、杜漢夫婦、余國參、凱瑟琳·霍爾、伊莎白、柯魯克、喬治·何克等眾多國內(nèi)國際友人的幫助。
他的善行義舉,不僅贏得了普通民眾的信任和感謝,還得到了彭德懷、薄一波、李公樸等革命家與愛國民主人士的高度評價,成為連接中美兩國人民友誼的紐帶。薄一波、戎伍勝、李一清于1940年6月18日請索萬喜捎信給“公誼友愛協(xié)會賑災委員會”,信中說:
自日本背叛正義,破壞和平,以暴力侵華以來,全國各地慘遭荼毒。兵燹劫余,災情奇重,而晉東南、冀西各地,復因去年春間苦旱,入夏水潦,旱潦交作,災荒空前。加以日軍燒殺搶掠,難民水深火熱,痛苦異常。去年收獲成數(shù),較諸往年僅及十之一二。平定、昔陽、和順等縣,草根樹皮樹葉羅食幾盡,糠粃已如珍饈之難得。遼縣、平順及冀西一帶,難民均以糠粃樹葉充腹,菜色骨立,慘不忍睹。饑餓斃命者,日必數(shù)起。本年入春以來亢旱,迄今不能下種,農(nóng)時已誤,災荒加重。波等日夜焦急,呼吁請賑。素稔恢宏人道,維護正義,援助抗戰(zhàn),不遺余力。謹代表此區(qū)人民,對諸友邦之深切同情及偉大援助,致崇高之敬意及無限之感謝。此次,索萬喜先生到此,波等至為感奮,敬請執(zhí)事諸公垂念災情,籌撥巨款來此施賑,以解難痛苦為禱。
1940年6月23日的《新華日報》(華北版)登載了兩條有關索萬喜馳援的報道(張俊峰 提供)
1940年6月23日的《新華日報》(華北版)上登載了索萬喜馳援施賑的報道,向索萬喜和一同進行馳援的路易進行致敬。同日的報紙上還登載了瞿堅白《偉大的國際友誼》的署名文章。文章中,把索萬喜譯為“馬丁·荷穆爾”,對他一路馳援的艱辛進行了描述,最后用索萬喜在抗日根據(jù)地三專區(qū)歡迎大會上的致辭結束。瞿堅白寫道“他用流利的中國話,發(fā)出正義的呼聲”:
中國的抗戰(zhàn)是一定會勝利的,主要的關鍵就是團結問題……因為不團結就會滅亡。前方和后方要團結一致,軍隊和人民要團結一致,軍隊和軍隊要團結一致,各黨各派要團結一致,只要團結是一定會勝利的。
索萬喜目睹中國抗戰(zhàn)不同勢力間存在著的摩擦,這讓他很“痛心”,因此他用中文大聲吶喊,他覺得“用中文比用英文更能表達出他所講內(nèi)容的分量”。
這期間,也讓他對中國與中國的出路有了更深的理解,與世界各地的朋友更結下深厚的友誼。離開山西前,左權將軍在八路軍總部(武鄉(xiāng)磚壁村)“簡單、真誠”地接待了索萬喜;朱德的秘書、燕京大學畢業(yè)的“龔澎小姐”來看望了他。這天成為他 “在中國度過的最有趣的一天” 。
索萬喜拍攝的李棣華照片
這期間,索萬喜設法找到過去認識的同樣是燕京大學畢業(yè)的遼縣人李棣華,并進行了長時間的交流,想和這個“很有學問的人”一起做事。在李棣華和龔澎的陪伴下,索萬喜得以結識在太行山區(qū)采訪并宣傳抗日的著名 “自由派學者”李公樸先生,得到李公樸親自贈送的照片及“賀龍給他的一條日本腰帶”;還得到一匹戰(zhàn)利品:只有一只眼睛的日本馬,索萬喜給它起名“游擊隊”。
左至右:未知、李棣華、龔澎女士在交談
這期間,索萬喜有機會和李公樸一起,讓“彭將軍從他的早期經(jīng)歷講起”,足足聊了4小時。傍晚,他與龔澎在村子后面的黃土深谷旁再次遇到彭將軍, “發(fā)現(xiàn)他正在考慮修建水渠和灌溉系統(tǒng)的計劃。一名前線將軍在戰(zhàn)爭期間會考慮很多重建的事情,這讓他印象十分深刻”。
著名中國學者李公樸送給索萬喜的照片
1940年7月4日,是日軍第三次占領遼縣城一周年的日子,也是索萬喜母親的生日,耽擱在陵川縣的索萬喜,給母親寫了一封信祝母親生日快樂。他在信中還寫道:“今天我慶祝美國獨立日,也紀念我的家鄉(xiāng)淪陷。”7月7日,陵川縣組織了抗戰(zhàn)3周年盛大集會,索萬喜應邀講了話。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3年前的今天,中國人開始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全民族獨立戰(zhàn)爭。當時沒有人相信中國能夠抵抗3年。然而,今天的中國比3年前更加強大和堅定。”字里行間,滲透著索萬喜對中國及太行山鄉(xiāng)民的無比熱愛,對抗戰(zhàn)必將勝利的堅定信念。
1940年7月,在太行抗日根據(jù)地的黃宇宙將軍給索萬喜題字:“謝謝美國的朋友,以物資和精神來援助我們,共同打倒破壞世界和平的日本軍閥!”
李公樸書贈索萬喜以及千萬美國朋友:“現(xiàn)在的時代一方面是最黑暗的,一方面又是最光明的。時代給予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把光明的一面盡量的延長和擴大,把黑暗的一面徹底的予以消除。”
7月19日,索萬喜“離開一團糟的山西”,進入河南,與一同馳援的好伙伴路易、聶至豪重逢,與白求恩大夫在晉察冀邊區(qū)行醫(yī)時的親密戰(zhàn)友凱瑟琳·霍爾小姐(中文名字何明清)夫婦重逢,這都讓索萬喜得到很多支持、鼓勵與信心。然而,不斷傳來的空襲警報,讓他覺得“重慶一定被夷為平地了”。
去洛陽的路上幫卡車上陡坡。
美日開戰(zhàn)前夕的1940年,美國作為同盟國成員,遼縣友愛會的王普霖、索萬喜父親奧利弗·克拉克等傳教士們曾利用身份之便,幫助抗日軍隊購買、運送糧食、彈藥,給八路軍捐贈藥物,友愛會負責人王普霖因此曾受到鄧小平接見。如此同時,教會里的中國人也在進行著秘密的抗日活動。1940年8月,日軍包圍教會、搜查美國人在遼縣的家,并分三次抓捕了學校、醫(yī)院的十余名中國工作人員,對他們進行慘無人道的虐待,其中十三人于秋天被屠殺,制造了轟動一時的“友愛會慘案”。
十三人中有曾與索萬喜一起奔赴和順縣分配救濟物資、返鄉(xiāng)度假的潞河中學高中生劉春榮。遇害時,劉春榮僅22歲,比索萬喜還小一歲,他的孩子剛剛出生幾個月。”索萬喜拍攝并珍藏著劉春榮的一張照片,作為永久紀念。
騎著馬的路易、騎著騾的索萬喜在接受檢查。
9月9日,索萬喜又永遠地失去了他“高尚的朋友”——來自教友會的路易·惠特克。路易曾在北平教書,后來被派來幫助索萬喜在山西救援一年,歷盡千辛萬苦,因感染斑疹傷寒不幸于回國前去逝。索萬喜非常難過,他在日記中寫道:“他是為了我們共同的事業(yè)而犧牲的。”
在路易的葬禮上,索萬喜認識了來自英國的共產(chǎn)黨員伊莎白女士——北京外國語大學終身榮譽教授、“共和國友誼勛章”獲得者。索萬喜對她有過一段短暫的戀情,他覺得伊莎白就是一位“天使——美麗、真誠、友善、熱情、富有同情心。坐在她的面前,聽著她柔和甜美的聲音,讓我獲得了最近兩年中最寧靜的心情”。
路易·惠特克的葬禮。
索萬喜在救助期間,曾遇到過一位“非常有趣”的老人。他是一名學者兼教師,因為戰(zhàn)爭,家被燒毀,幾乎失去了一切。索萬喜見到老人時,他正坐在一盤火燒的土炕上讀經(jīng)。他今天的早餐已用盡了家里所有能吃的東西,如果索萬喜他們沒有來,“就得乞討或挨餓了”。有趣的是,他從索萬喜那里得到足夠一個月吃的小米后,問了的幾個問題:“他想知道自己什么都沒做,為什么能領到小米,白拿東西是不對的。然后,他想知道小米是從哪里來的。”當他知道是美國教會朋友贈送的時候,他說“我該怎么感謝捐贈東西的人呢?該怎么感謝你呢?”當他聽說不需要感謝的時候,他說:“當我吃小米的時候,至少會記得我是美國朋友的客人。”
“不吃嗟來之食”“有朋至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品性的體現(xiàn),但他們珍惜朋友,對朋友的幫助,充滿感恩之心。人性是相通的,面對災難,這種超越國界、超越戰(zhàn)爭、超越種族、文化的人類間的守望相助,無不昭示出不同文明間進行對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
五、《索萬喜日記》出版,跨越時空的精神傳承
歷經(jīng)各種危險,歷經(jīng)八個省市,歷時五個半月,1940年10月6日,索萬喜終于到達上海,登上返美的“蒙特雷號”,出現(xiàn)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索萬喜大學畢業(yè)后,曾多次重返中國。他曾作為友愛會和聯(lián)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共同支持的聯(lián)合小組領導人,通過“農(nóng)耕子弟”(Plow Boys)項目幫助中國人修建黃河大壩被毀時沖毀的農(nóng)田,還曾管理過在北京的美國領事館的一所語言學校。后來才徹底回到美國,在國務院任職,最終以美國外交學院院長的身份退休。
1997年,索萬喜(左二)與“友愛會慘案”遇害者之一王桂榮的兒子王保田(右二)等
遼縣在1942年易名左權縣。1955年,“友愛會慘案”遇害者之一王桂榮的孫子王寧生于北京。因為爺爺?shù)年P系,他從1989年開始接觸友愛會材料。1997年,王晉保、索萬喜等一行人重返中國的時候,王寧在北京迎接。這是王寧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見到索萬喜。
索萬喜(戴墨鏡者)、王晉保(后排右三)、王晉德(后排右四)等重返左權縣
1999年,索萬喜安詳離世。2008年,家人遵照索萬喜的遺愿,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左權縣千畝、麻田等令他魂牽夢繞的太行山上;在伊莎白女士的幫助下,索萬喜的女兒佐伊(Zoe)把父親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北京大學校園里靠近埃德加·斯諾紀念館和夏仁德·賴樸吾花園的地方。索萬喜永遠與他熱愛的太行人民和國際友人在一起。
相較于父輩們純粹的宗教信仰,索萬喜、王晉保這樣的“教二代”更有著強烈的人文關懷和人道主義信念。2017年,84歲的王晉保再次回訪中國,回訪遼縣,和王寧、劉廷儒、劉紅慶聊他在太行山的經(jīng)歷,聊他所知道的索萬喜,像還是那個從太行山上跑來,張開雙手歡迎索萬喜歸來的6歲小男孩,他想讓更多的人知道索萬喜。他還想義務做一名英文教師,沒有得到同意。不久,劉紅慶采訪聶至豪定居上海的子女,走訪尹光裕定居在左權縣的兒子,帶領弓宇杰等人組成的團隊,沿著索萬喜烽火馳援之路,重走太行鄉(xiāng)村,將索萬喜的事跡用中文寫成短篇故事,并完成“星河鄉(xiāng)土文庫”之《洋樓往事從頭說》一書及“鄉(xiāng)土文化紀錄片”《洋樓》的拍攝。
劉廷儒理事長向王晉保介紹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出版的《洋樓往事說從頭》和紀錄片《洋樓》,以及《索萬喜日記》出版情況。
2024年底,歷時八年,由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資助的《索萬喜日記》(于琳譯)一書終于出版。
23歲的索萬喜,因為馳援的艱辛及營養(yǎng)不良,兩年間掉了很多頭發(fā)。但日記封面上他那慈善、溫和、睿智的眼神,春風般能將硝煙吹散,令人覺得任何苦難都會在愛中融化,那被戰(zhàn)火灼傷的土地,終將綻放出新綠。
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是一家非公募性質(zhì)的基金會,一直致力于對太行山左權縣的教育資助及鄉(xiāng)土文化的挖掘整理,2015年成立伊始即制定了十年十本書的“星河鄉(xiāng)土文庫”叢書計劃。截止2024年,九年,星河人出版九本有關地方文化研究的書籍、九部鄉(xiāng)土文化紀錄片,有條不紊地努力完成著自己的規(guī)劃。
伊莎白、柯馬凱母子給北京星河公益基金會《洋樓》攝制組講述索萬喜往事
《索萬喜日記》不在計劃的叢書之列,星河人卻愿意花八年時間,克服種種困難使其面世,這不止一種緣分,也不止一抔情懷,而是一份責無旁貸的使命,是一次跨越時空的精神傳承。
索萬喜所奉行的精神,他和支持他的整個救濟團隊,以非凡的勇氣踐行著堅定的人道主義精神與超越國界的人文關懷,如同照亮人性黑暗的明燈,傳遞著希望與力量,彰顯著災難面前人類相助守望的永恒價值,這恰是推動文明互鑒的重要精神遺產(chǎn),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資源。他追求正義的信念,他無私奉獻的不遺余力,一定會啟迪和鼓舞更多的人熱愛和平,珍視來之不易的安寧,這在當今世界尤具深刻的現(xiàn)實意義。
在抗戰(zhàn)勝利80周年之際回望,索萬喜,這位烽火中馳援的 “good red blood”的鮮活事跡,那些穿越時空的客觀記錄、真切傳神的震撼畫面,像一部生動形象的教科書,又像一部震撼人心的歷史人文紀錄片,對今天我們認識、理解和研究那個時代都有巨大幫助。同時,它帶給我們的震撼與觸動,在心底激起的共鳴強烈而深遠,必將引起中外學界高度重視,引發(fā)人們持久而深入的思考與研究。
索萬喜繪制的烽火馳援地圖。紅線是其馳援的線路
附:索萬喜四次烽火馳援,及返回美國的時間及線路
第一次馳援
時間:1938年10月至1939年3月。
線路:北平—平定—遼縣(馬家拐—桐峪—麻田—澤城—黃漳)—和順(馬家溝)—遼縣—榆社(潭村—故城)—沁州(南溝)—北平—遼縣。
第二次馳援
時間:1939年3月11日至1939年6月30日
線路:遼縣—和順(喂馬村—西仁村—河頭村—細窯村—三泉村—合山村—瓦房村—南溝村—李家掌村)—遼縣—榆社(云竹村)—武鄉(xiāng)(段村)—沁州—遼縣—武鄉(xiāng)(故城村—石盤村)—沁州—武鄉(xiāng)—遼縣
第三次馳援
時間:1939年6月30日至8月10日
遼縣—和順(松煙鎮(zhèn)—王汴村—青城鎮(zhèn)—車上鋪村—千畝—蛤蟆灘村—千畝—桐峪鎮(zhèn))—黎城—武鄉(xiāng)—遼縣
第四次馳援
時間:1939年11月1日至1940年9月11日
馳援準備:北平—南京—上!暇旖颉逼健幽希ㄐ锣l(xiāng)—開封—許崗—中牟—鄭州—黑石關—洛陽)—陜西(潼關—西安—華陰—吳村)—河南(細窯—文底—陜縣—澠池—大樂—段村—南村—楊樹洼—澠池)陜西(潼關—西安)—河南(澠池—大樂—南村)—山西(杏莊—同善鎮(zhèn)—西哄哄村—巖山—麻地圪坨—暖辿)
正式馳援:陽城(暖辿—麻地圪坨—橫河—河西—南峪—南凹—通義—張村—柏溝—東池—東冶)—晉城(高會—紅花底—葛萬—攔車—河西—西瑤泉)—陵川(附城—陵川)—壺關(樹掌—安口)—平順縣—黎城(鳳子駝村—西井)—遼縣(桐峪—麻田)—河南(涉縣)—遼縣(麻田—桐峪)—河南(劉家村)—遼縣(桐峪—王家莊—麻田)
返回美國
時間:1940年6月21日至11月3日
線路:山西(遼縣麻田—長治黎城—遼縣麻田—武鄉(xiāng)磚壁八路軍總部—襄垣—武鄉(xiāng)磚壁八路軍總部—長治周南—武鄉(xiāng)磚壁八路軍總部—長治黎城—潞城潞河—平順—壺關安口—陵川縣政府—高平云南村—原村—沁水固縣—李莊—武安—陽城孔西—暖辿—西哄哄—垣曲同善)—河南(臨潁南村—澠池—洛陽)—陜西(西安—寶雞—黃石堡—褒城—漢中—褒城—漢中—褒城—勉縣新鋪—寧強)—四川(壕溝)—湖北(武漢漢陽)—四川(成都—嘉定—峨眉—峨眉山—成都—內(nèi)江—重慶)—香港(香港—九龍—香港)—上!商乩滋
圖片:王晉保 王寧 等
編輯:弓宇杰